张晓兰，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2016年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全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增速达到44.1%，累计实现投资额约1701亿美元。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鉴于当前，我国全球资产配置势头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较快、规模较大，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当年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对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充分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行稳致远。

“走出去”模式中日较相似

　　中日企业“走出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其中，超过500亿日元的21起跨国并购全部集中在发达国家。18起发生在美国，3起发生在英国。而2011～2015年，我国企业对北美和欧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增长了137%和98%；对美国及欧洲企业的并购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约66%。2016年前10个月，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俄罗斯、东盟和中国香港等7个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投资总额为1091.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8%，对美国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173.9%。中日两国跨国并购之所以集中于发达国家，主要是以国际化为目的。

　　中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以横向并购为主。横向并购主要指生产和销售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跨国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要目标，大多数企业选择国外从事同一行业或相似行业的企业进行并购。当前，我国企业也以横向并购为主，投资结构从传统资源型逐渐转向先进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医疗服务等行业扩张。

　　中日企业“走出去”集中的行业相似性较大。1985年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的鼎盛时期，房地产、金融行业的企业扩张迅猛，企业对外投资不仅急剧增长，而且企业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制造业仅占据较小的比例，这与当时日本国内房地产和金融类企业资金充裕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也是发生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企 45 32626 45 14940 0 0 3693 0 0:00:08 0:00:04 0:00:04 3693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不动产、科技、媒体和通信（TMT）、金融等行业，这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收购海外资产几乎如出一辙。

　　中日企业“走出去”都遭遇投资对象国的过度反应。日本80年代盲目化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行为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担忧心理。近年来，由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势头过快、过猛，个别企业不计成本，财大气粗地并购，一度受到海外舆论质疑。

日企“走出去”的得失

　　日本最早的对外投资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最初主要集中在矿业等资源开发领域。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扩展：

• 一是对欧美先进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型投资，主要为了占有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和信息、规避贸易摩擦，投资选择以服务业、汽车业及高新技术等行业为主；
  

• 二是对亚洲“四小龙”进行资本型投资，主要动机在于追求低生产成本，投资选择以制造业为主；

• 三是对中国及东盟进行劳动密集型投资，也是为了追求低生产成本，投资选择以食品、木材、纺织为主。

　　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处于不动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等过度繁荣发展的阶段，对外投资格局由商业、金融业、制造业“三业并举”构成，主要集中在不动产投资、金融国际化、生产的本地化等三个方向。其中，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速扩大，1989年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达到了45%。

　　整体看，日本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是企业坚持主业、建立新厂、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日本企业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和扩大市场，在发达国家投资设厂，并采取新建企业和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两种模式，把国内的资金、技术与当地劳动力结合起来，采取日美融合的管理方式，取得比当地企业更大的成功。不但拥有了丰富的海外企业本地化运营、与当地政府沟通等海外投资经验，而且在东道国建立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这一类企业以“技术在内、市场在外”为原则，以“产品质量和销售战略”为导向，其中以丰田、日产、本田和三菱等汽车制造商为典型。一方面，这些企业把家用轿车生产线转移到欧美，而在国内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的豪华轿车等产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利用差别化的市场细分进入欧美市场。

　　二是企业在学习引进欧美技术研发方面积累了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企业对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欧美国家先进技术，除在当地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外，还通过收购高科技公司等方式推动技术研发，进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企业在美国通过收购高科技公司的方式，购买了超过3200项专利，索尼、松下、丰田等普遍采取这种做法；一些计算机公司也采用此种举措弥补软件开发方面的劣势，例如1988年，日本电气公司和松下公司分别耗费巨资，在美国底特律、加利福尼亚修建两个专门从事汽车电子化及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中心。

　　三是企业脱离主业并通过横向并购急剧扩张，遭遇了较大的失败。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时期，跨国并购的类型以横向并购为主，混合并购为辅，纵向并购为补充。其中，在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跨国并购中，横向并购发生15次，远远超过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3次。日本轮胎制造公司兼并费尔斯通公司后，前两年净亏损分别为3.5亿美元和5亿美元，4年多后仍未摆脱困境。松下、索尼等电子产品制造商虽然在消费电子行业是成功的海外投资者，但松下对MCA的跨界收购并不成功，最后不得不以亏损近30亿美元转售给西格拉姆公司。

　　四是企业在泡沫经济时期对金融、房地产等非制造业的投资，多以失败告终。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业等的跨国并购呈现爆发式增长。但这些投资或由于市场不景气或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致使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以1989年三菱房地产公司收购洛克菲勒大厦和索尼公司对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并购案例最为典型，这两个公司的失败均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这表明，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只有把不同见解、不同管理方式的公司整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协同效应，而那些不愿意创新、一心只想投机的企业往往遭遇到失败。

中国企业应吸取日企教训

　　我国企业在制定“走出去”战略时，需要全面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实际需求。

　　一是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监管和引导。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在坚持对外投资“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下，将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密切关注一些非理性投资。比如金额较大的非主业投资、具有明显风险的投资等。对于那些对实体经济无益、主要基于金融考量和财务决策的大型收购项目，要采取一些必要的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发挥鼓励与引导的作用，既要为企业对外投资制定宏观战略，还要有规划、有节奏地引导企业以技术和效率寻求为主的对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对外投资向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发展。

　　二是鼓励企业进行理性投资和增强风险防范。我国应鼓励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尽量坚持投资领域与主业的相关性，投资向有利于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链布局的领域倾斜。避免过度投向不动产、科技、媒体和通信（TMT）、金融等价格容易高估和形成泡沫的领域。同时，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贷款对象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是鼓励企业制定有步骤的国际化战略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务实性的投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对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海外发展规划和战略，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语言等环境进行充分的先行性调查研究。在定位投资目标时，要深入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既要考虑投资项目对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在海外的实际操作性等。

　　四是鼓励企业选择具有品牌与技术优势的行业进行投资。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基础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国缺少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需要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着力树立品牌形象。因此，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选择具有品牌与技术优势的行业投资，通过学习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增强产品的出口与投资的竞争力，并借此推进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0期，原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勿蹈日企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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